作者：李达诗，资深政经评论人。
朱镕基走了，我们无限缅怀。
朱镕基走了，我们无限缅怀。
朱镕基推动的改革开放是 40 年进程中的关键篇章，他推动中国从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懵懂，走向了市场经济的大道；他不顾扣帽子风险，力推中国入世；他的真性情给官场注入了清风，他的专业和果断令人惊叹。
我们特别从集合各方面的资料，重温朱镕基如何令中国改革破局。
80 年代末经济改革遭遇巨大挫折，中国经济陷入低谷和迷茫。危急时刻，须非常之人。邓小平以政治家的眼光“发现”了朱镕基。随后，朱镕基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连跳几级，由中央候补委员跃升为政治局常委。
邓小平说：我们党现在和将来都需要一批党性强、懂经济、思想开放、富于创新、任劳任怨的领导干部，这样的同志现在还不多，朱镕基就是这样一位同志。
朱镕基上任时经济过热，物价飞涨，通胀率一度高达24% ； 政企不分，国企全面亏损。三分之二是亏损的。1998 年全国 25 万户的国有企业利润才 214 亿，是今天中央企业一个月的零头； 银行坏账率一度高达 30% 以上， 中央财政靠“打白条”狼狈应付。朱镕基史无前例地完成了诸多突破性改革：如 国企“破三铁”、政企分离、改制上市； 剥离不良资产，银行改制上市；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； 搭建市场经济框架体系； 分税制改革。
面对如此棘手的经济困局，朱镕基为何能快刀斩乱麻杀出重围？
一是胸怀大志。
1996 年，与朱镕基亦师亦友的袁宝华写了一首《八十述怀》：“少壮常怀济民志，垂暮犹存报国心。”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看到后即兴和诗一首，称袁宝华“赤臣谋国志不休”。正是因为这样的使命担当，朱镕基在 1999 年担任总理职务后留下了那句令人难忘的名言：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，我都将一往无前，义无反顾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
二是甘做改革的恶人。
朱镕基深恶痛绝官场中的好好先生。1998 年 3 月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掷地有声：要恪尽职守，敢于说真话。如果本届政府都是“好好先生”，我们就对不起人民。要做“恶人”，不要说“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，都不想得罪人，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”，这样想是不行的。
他还说，我们不仅敢于得罪像我们这样的领导，还要敢于得罪下面的人。不然，国家纪纲是树立不起来的。
1993 年朱镕基为整顿金融秩序，亲自兼任央行行长。这是政治局常委兼任央行行长的唯一一次破例。兼任央行行长后，朱镕基宣布全体银行约法三章：一、清理违章拆借；二、不得竞相提高利率、不得收取贷款回扣；三、银行不得向自办实体注资，自办实体和银行脱钩。他命令行长们在40 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。“逾期收不回来，就要公布姓名，仍然收不回来，就要严惩不贷。”到 7 月底，拆借的资金收回来 332 亿元，还增加了 405 亿元的储蓄。
三是君子坦荡荡。
朱镕基说：“有容乃大，无欲则刚。”你没有贪欲，你就刚强，什么也不怕。这是我的座右铭。虽然我的气量不大，但是我从不整人，从不记仇，这是事实可以证明的。相反的，对于那些敢于提意见的人，敢于当面反对、使我下不来台的人，我会重用他。
正是这些优点，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说：朱镕基的讲话总是让人听不够。他可以信手拈来，他不回避问题，不回避困难，敢于揭露问题，敢于碰硬。无论是亲自聆听他的报告，还是阅读他的两部讲话实录，都感到他是在向你交心，常常被他发自肺腑的语言打动，有时候读他的书可以流泪。发自内心的，很诚恳。
四是洞察实情不遮丑。
朱镕基深知官场“信息过滤”的强大惯性，他说：不看材料，不看电视，不看报纸，不看《焦点访谈》，民间疾苦你都不知道、不了解，你怎么工作？人民来信可能现在我批的是最多的。同志们一定要关心群众疾苦。你看了才知道，有许多事情荒谬得不得了，令人发指，看了以后血压都会升高。
由于朱镕基常在国务院的会议上提及《焦点访谈》，曾有部长半开玩笑地说：“现在我晚上都不敢出去吃饭，因为怕耽误了看《焦点访谈》。总理常在会上问：’你们看昨晚的《焦点访谈》了吗？’答不上来怎么办？我如果有事看不成，就让秘书看，让家人看，再告诉我。”朱镕基在视察《焦点访谈》时说。
五是超强学习能力的专家。
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，中国经历一次全新的考验。朱镕基说：亚洲金融危机，我们过去没遇到过，那只有学习。各驻外大使馆发来的电报，我一份一份地看他们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分析；虽然好多内容是雷同的，是从报纸上抄来的，但看一看，可以加深一下认识，100 多份电报我都看了。境外报纸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部分我都看，香港报纸我一天至少看 3 份，看的就是经济版，不然我怎么知道它的股票行情、石油多少钱一桶。
朱镕基对经济形势的深入了解，对复杂问题的精辟分析，对各种难题的巧妙解决，他用生动而有时又带有一些幽默的语言，说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邓小平同志讲过，朱镕基同志讲经济危机我听得懂。
六是果敢的执行力。
如何把政策落到实处，这始终是对执政者最大的考验。朱镕基说：出个主意是非常容易的。定个政策也不是很难，但是要落实就难得很。他要求部委作出的任何决定、政策，也要下去检查、落实，反复地讲，反复地考虑。
80 年代，当时上海一家合资企业的项目审批得盖 126 个图章，历时 15 个月，涉及 14 个部门、19 个办公室。朱镕基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，抽调有关委办局的得力干部，成立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，凡是 500 万美元至 3000 万美元的合资项目，都由这“一个窗口、一个图章”解决。“一个窗口、一个图章”大大提高了上海市引进外资的工作效率，外商形象地把朱镕基称作“朱一敲”。
七是不怕揭丑。
领导下去考察，地方瞒天过海是常见的事情。即使目光如炬的朱镕基，也有中招的时候。最难得的是，朱镕基并不因此就可以回避这件事。
1999 年朱镕基到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看望工作人员时说：不久前我到安徽省南陵县去察看粮食仓库，在我没去之前粮库都是空的，后来他们把一些粮站的粮都搬过来，摆得整整齐齐。连我都敢骗，真是胆大包天！
还有一件事情，我到某省会城市考察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。原来是一个大仓库，空空荡荡的，他们在几天之内把许多个体户都搬进去，里边人山人海。我去参观的时候，那欢呼啊！人人都想跟我握手，挺有劲儿的，热情的很。我一回到北京，就收到一封人民来信，说那些都是假的，不信现在你再去看看，一个人也没有了。我就派国务院办公厅的同志去微服私访，果然来信反映的情况属实。现在，你要下去视察工作，都事先安排好了。
固定的点，都是笑脸相迎，热情招待；汇报的人都挑好了，都是对答如流。这些你能相信吗？所以，你听不到真实的意见，怎么为政呢？政策怎么出来啊？
八是敬畏市场。
1996 年深沪股市在进入秋季之后便一路暴涨起来，股指的涨幅以及交易规模之大，令人不可思议。按照朱镕基的指示，《人民日报》在 12 月 16 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，扔下狠话：政府要把经济搞好是真，但绝对不会在股市暴跌时去托市，也托不起市。投资者对此不能抱有任何幻想。投资股市，风险自负，赚钱自得，损失自担，这在任何国家都一样。
社论一出，股市暴跌，但避免了更大的泡沫和更大的暴跌，更重要的是厘清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。朱镕基说：现在股民的风险意识不如新中国成立前，那时的上海股民赔了钱就往黄浦江一跳了事。现在赚了钱的一声不吭；赔了钱的找市政府，砸市政府的玻璃。现在不警告他，将来出了事怎么办？
九是敢于拍板。
1995 年，中国正式申请加入 WTO，并开始与 WTO 的 37 个成员国逐一开始拉锯式的双边谈判，其中最复杂、最艰难的莫过于中美之间的谈判，前后多达 25 轮。最后一天，中美之间仍剩下 7 个问题无法达成共识，谈判陷入僵局之际，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亲赴现场。
谈判桌上，美国人抛出的前3 个问题，朱镕基都说“我同意”。龙永图着急了，不断向朱镕基递纸条，上面写着“国务院没授权”。但朱镕基一拍桌子说：“龙永图，你不要再递条子了。”当美方抛出第 4 个问题时，朱镕基提出，“后面 4 个问题你们让步吧，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”。5 分钟之后，美方同意了中方的意见。没有专业洞察力、没有前瞻性眼光，朱镕基是不敢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拍板的。
十是思想解放。
1992 年山东诸城市长陈光主导，在 15 个月内对诸城市 282 家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实施改制，推行“股份合作制”，即职工持股，在社会上引起巨大争论。1995 年两位学者在诸城调研后，在《改革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批评诸城的改革造成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，是私有化、资本主义化，应予坚决制止。
朱镕基看到了这篇文章，次年 3 月他便带领了 9 个国家部委级的官员和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亲赴诸城调研。朱镕基不让诸城方面安排行程，而是要求拿来全部的企业名单，他圈中哪个便查哪个，调查期间，朱镕基始终没有表态，但是在之后的一次会议上，他肯定了诸城企业改制，诸城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。全国大规模的股份制改造，也就陆续展开了。
正如邓小平对朱镕基的评价：朱镕基到中央工作后，思路广，敢挑担，敢碰硬，可以胜任。他是一个有观点，有主张，有干劲，有魄力又懂经济的难得的干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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